和后来的苏维埃帝国，曾经tí gòng了欧洲这种不稳定的统一的外因，而这种外因目前已经不存在。

    阿拉伯帝国的威胁，曾经是衰亡中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维持统一的纽带。以至于法兰克帝国在得到拜占庭承认为东部帝国的继承者的同时，也承认拜占庭帝国是罗马传统的真正守护者。穆斯林土耳其的强大，是教皇帝国得以贯彻在欧洲权威的外部动力。当穆斯林土耳其衰落的同时，也就是教皇领导权威崩溃的开始，欧洲因此被宗教战争所撕裂。原因也正是因为，建立在统一思想基础上的政治统一，是不稳定的；本身就会因为利益的分歧（这是事实存在的必然）而走向分裂。以至于思想的统一越牢固，因利益分歧而导致的宗教战争，就越惨烈。

    即便是英法的团结，也只不过是面临德国的威胁；西欧在二战后的“统一”，那是因为苏联的威胁，尽管苏联和东欧之所以一度扭成铁板一块，也自以为是因应“西欧的威胁”。而目前这两种双向威胁，都不存在了。如果从这两种双方误解的威胁之源头说起，甚至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这是欧洲冷战结束的真正原因：既然西方保证不以武力改变苏东现状，（即所谓hé píng演变），苏联和东欧为什么还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（在hé píng时期的古拉格群岛，就死掉了五千万人以上），与西方并非军事上的威胁相对抗呢？对于西方而言，反之亦然。

    普京的话其实说得很对：“以为俄罗斯威胁欧洲的，都是大脑不正常的”。俄罗斯无论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这些小地方，如何让欧洲看不惯，俄罗斯的所有威胁，也只是对那些小地方而言；反之西方对俄罗斯的所谓威胁，也只不过这些小地方，是否归于俄罗斯势力范围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当欧洲对俄罗斯的威胁已经只剩下俄国传媒的煽动时，俄罗斯的集权主义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，已经成为普京及其继任人头痛的大问题。反之，当欧洲周围已经没有真正的敌人时，欧洲还如何弥补基督教各派的“思想差异”？如何贯彻基督教传统的集权观念？

    无论欧洲人认为美国如何偏离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传统，（如梵蒂冈对美国的指责），欧洲都无法以美国为敌人。原因恰恰因为，美国的确不是欧洲的政治敌人，也只是“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敌对方”（个人主义），因此当欧洲政治家以美国为假想敌时，真实效果是激化了欧洲思想不统一的“观念差异”，反而进一步促使欧洲政治的分散。美国的确从分散的各州殖民地，最后结合成政治相对集权的合众国政府；但那不是建立在“思想统一”的基础上，而是建立在市场利益统一的基础上；而且因为关税和蓄奴制的分歧，还打了一场南北战争。

    荷兰联合省当年的各加盟省之间的差异，的确比今天的西欧各国的差距还大，但是荷兰能够结合成联合省，是因为有着共同的西班牙、法国，（后来还有英国）的外部敌人，更因为联合省有着共同的海外经济利益。因此荷兰没有与比利时统一时“联合的尼德兰”，原因也正是因为两者的经济利益不一样，——当然也可以声称，那是因为两者宗教信仰不一样，比利时是天主教；但“信仰统一促进政治统一”这点，已经在前文证伪。则欧盟今天若能更进一步跨进到“欧洲合众国”，就不能指望“思想统一”，而只能寻求“经济利益的统一”。

    “申根协定”（相当于关税同盟）和欧元体系，可以看作是欧盟向欧洲合众国政治迈进的切实步骤。它比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统一，作用更大也更关键。但是问题也正在于此，欧洲各国在关税同盟和欧元政策上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。因为此分歧的核心，实际上是以法国和南北欧“大政府，小市场”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传统，和德国为代表的，与美国相通的“小政府，大市场”的资本主义观念的冲突；尽管相对美国来说，德国已经有着更严重的欧洲社会主义传统。而这样一种冲突，在美国政治集中（统一）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出现。

    理解欧洲和基督教的历史，就可以明白基督教和欧洲的未来

    (本章完)